地方政府改革的意愿受哪些因素制约
中企天津报道 www.zqtjnews.com.cn 时间：2022-06-20 22:24:59点击：
【按：年龄超过5 5岁的市委书记倾向于推迟改革，但年龄超过55岁的市长却愿意促动改革。这是因为市长通常比市委书记低半级，其晋升空间更大，并更倾向于通过改革加快经济增长。】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中国政府创新和行政改革的核心议题之一，也是政府简政放权和招商引资的主要手段。通过减少行政审批环节，优化行政审批流程，行政审批中心的一站式服务极大地简化了企业和居民的办事手续，并提高了行政效率和服务体验。
1 997年，广东省江门市设立全国第一个市级行政审批中心。截止201 2年，在全国281个地级以上城市，已有268个城市建立了行政审批中心。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利于优化行政软环境，但它也需要政府投资大量财力和人力，并意味着深层次的结构调整、流程再造乃至触动部门利益。那么，各地政府为什么会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清华大学的朱旭峰与德州农工大学的张友浪研究发现，行政审批中心的设立取决于四大因素：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兄弟城市的竞争态势、国家大政方针的鼓动和地方官员的行为特征。与此同时，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扩散呈现较强的动态性，在不同阶段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
本地条件与城市竞争的推动作用
研究者对1 997年至201 2年全国281个地级市的研究发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中国城市之间的扩散，受到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
就城市的内部特征来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越高，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越高，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越低，以及行政级别较低的城市政府，更有可能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换句话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更有可能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第三产业发展较快的城市推行。与此同时，经济对外开放程度较低的城市，更有压力去招商引资。副省级和省会城市的政府架构更为复杂，往往其改革意愿比普通地级市的更低。
城市之间在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方面展开激烈的竞争，呈现相互攀比和不甘人后的现象。研究显示，如果推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省内其他城市数量越多，城市政府感受到的竞争压力就越大，就越有可能启动改革议程。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省内其他城市在前一年改革的话，那么城市会“等不及”，在下一年亦步亦趋的态势则更为明显。
市委书记与市长：谁会推动改革？
因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关重大，其推行与否的决策受到地方官员的高度重视。研究显示，年龄超过55岁的市委书记倾向于推迟改革，但年龄超过55岁的市长却愿意促动改革。这是因为市长通常比市委书记低半级，其晋升空间更大，并更倾向于通过改革加快经济增长。
市委书记的任期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但是市长的任期却同改革呈现U型曲线关系。换句话说，上任伊始的市长会“新官上任三把火”，愿意大力推动改革。任期较长的市长“站稳了脚根”，并掌握了更多的改革资源。此外，外地调任的市长比本地升迁的市长更倾向于推动改革。本省和本市培养的官员，更了解当地情况，但往往缺少改革的锐气。来自外省和外市的官员，往往能够带来“新气象”，并期望通过改革树立威信。
虽然政府创新往往因为“人走茶凉”而夭折，但如果前任市委书记晋升为现任市委书记的顶头上司（如省长），那么政府改革的动力就会减弱，以避免忤逆上级意愿。
重大事件的动态影响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中国市场融入全球经济的步伐加快，并需要政府加速行政改革以适应国际游戏规则。2004年，《行政许可法》实施，使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了法律依据，并被提上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
研究显示，这两件利好大事是最关键的影响因素，都加快了地级以上城市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步伐。更为重要的是，这两大事件还深刻影响了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步伐，使其呈现动态扩散的特点。
研究者以这两件大事件为分割点，将研究时期分为三段。在重大事件的影响下，改革呈现类似于“三重奏”的动态扩散特点。
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类似于一种“经济决策”。各地政府主要根据本地经济条件，因地制宜地选择是否改革。在后WTO时代，招商引资的竞争加剧，使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演变为“邻区扩散”。各地政府是否改革，主要受到邻近城市的影响。2004年《行政许可法》实施以后，由于担心行政问责，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逐渐演变为“政治决策”。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年龄、任期、职业来源和前任去向，成为政府是否改革的关键因素。
这项研究表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自下而上的涌现、横向的学习和竞争、自上而下的贯彻等三股力量综合推动的结果，并呈现出分阶段的动态性。在某个阶段发挥作用的因素，可能在其他阶段没有任何影响，反之亦然。要想推动地方政府的改革创新，需要分阶段和有步骤地进行，并在不同阶段注意各个因素的差别影响。上级政府不应贸然推广某项改革，否则可能诱发不合时宜的集体大跃进。当改革升格为国家意志时，政策落实就越来越取决于地方官员的意愿。
来源:中企天津报道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中国政府创新和行政改革的核心议题之一，也是政府简政放权和招商引资的主要手段。通过减少行政审批环节，优化行政审批流程，行政审批中心的一站式服务极大地简化了企业和居民的办事手续，并提高了行政效率和服务体验。
1 997年，广东省江门市设立全国第一个市级行政审批中心。截止201 2年，在全国281个地级以上城市，已有268个城市建立了行政审批中心。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利于优化行政软环境，但它也需要政府投资大量财力和人力，并意味着深层次的结构调整、流程再造乃至触动部门利益。那么，各地政府为什么会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清华大学的朱旭峰与德州农工大学的张友浪研究发现，行政审批中心的设立取决于四大因素：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兄弟城市的竞争态势、国家大政方针的鼓动和地方官员的行为特征。与此同时，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扩散呈现较强的动态性，在不同阶段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
本地条件与城市竞争的推动作用
研究者对1 997年至201 2年全国281个地级市的研究发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中国城市之间的扩散，受到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
就城市的内部特征来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越高，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越高，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越低，以及行政级别较低的城市政府，更有可能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换句话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更有可能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第三产业发展较快的城市推行。与此同时，经济对外开放程度较低的城市，更有压力去招商引资。副省级和省会城市的政府架构更为复杂，往往其改革意愿比普通地级市的更低。
城市之间在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方面展开激烈的竞争，呈现相互攀比和不甘人后的现象。研究显示，如果推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省内其他城市数量越多，城市政府感受到的竞争压力就越大，就越有可能启动改革议程。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省内其他城市在前一年改革的话，那么城市会“等不及”，在下一年亦步亦趋的态势则更为明显。
市委书记与市长：谁会推动改革？
因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关重大，其推行与否的决策受到地方官员的高度重视。研究显示，年龄超过55岁的市委书记倾向于推迟改革，但年龄超过55岁的市长却愿意促动改革。这是因为市长通常比市委书记低半级，其晋升空间更大，并更倾向于通过改革加快经济增长。
市委书记的任期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但是市长的任期却同改革呈现U型曲线关系。换句话说，上任伊始的市长会“新官上任三把火”，愿意大力推动改革。任期较长的市长“站稳了脚根”，并掌握了更多的改革资源。此外，外地调任的市长比本地升迁的市长更倾向于推动改革。本省和本市培养的官员，更了解当地情况，但往往缺少改革的锐气。来自外省和外市的官员，往往能够带来“新气象”，并期望通过改革树立威信。
虽然政府创新往往因为“人走茶凉”而夭折，但如果前任市委书记晋升为现任市委书记的顶头上司（如省长），那么政府改革的动力就会减弱，以避免忤逆上级意愿。
重大事件的动态影响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中国市场融入全球经济的步伐加快，并需要政府加速行政改革以适应国际游戏规则。2004年，《行政许可法》实施，使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了法律依据，并被提上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
研究显示，这两件利好大事是最关键的影响因素，都加快了地级以上城市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步伐。更为重要的是，这两大事件还深刻影响了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步伐，使其呈现动态扩散的特点。
研究者以这两件大事件为分割点，将研究时期分为三段。在重大事件的影响下，改革呈现类似于“三重奏”的动态扩散特点。
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类似于一种“经济决策”。各地政府主要根据本地经济条件，因地制宜地选择是否改革。在后WTO时代，招商引资的竞争加剧，使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演变为“邻区扩散”。各地政府是否改革，主要受到邻近城市的影响。2004年《行政许可法》实施以后，由于担心行政问责，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逐渐演变为“政治决策”。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年龄、任期、职业来源和前任去向，成为政府是否改革的关键因素。
这项研究表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自下而上的涌现、横向的学习和竞争、自上而下的贯彻等三股力量综合推动的结果，并呈现出分阶段的动态性。在某个阶段发挥作用的因素，可能在其他阶段没有任何影响，反之亦然。要想推动地方政府的改革创新，需要分阶段和有步骤地进行，并在不同阶段注意各个因素的差别影响。上级政府不应贸然推广某项改革，否则可能诱发不合时宜的集体大跃进。当改革升格为国家意志时，政策落实就越来越取决于地方官员的意愿。
来源:中企天津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