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报》日前发表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建的文章说，目前中国的经济下行，是因为存在着严重生产过剩，当次债危机打破了中国的外需引领增长过程，并显示出危机的长期化的时候，中国必须进行从外需主导增长向内需主导增长的经济转轨，而能引领这个转轨过程的只有城市化。不转向由城市化推动的内需扩张过程，中国就没有了消除过剩的机制，就会走向生产过剩危机，所以推动城市化才是走出低谷的惟一通道。按照目前的统计，农村户籍人口有8.9亿，如果未来二十年有8亿农民进城，平均每年就需要安排4000万农民转为市民，要求城市化率的年均提升速度是5. 4%，是目前的5倍。根据有关方面的分析，每个农民转化为市民，包括居住、社保和城市基础设施配套，共需25万元，8亿农民进城，二十年内总共需要支出200万亿，分解到每年4000万人进城，就是10万亿元，相当于去年GDP的15%。中国政府目前的负债率还未超30%，提高15个百分点的负债率应该不是难事。此外，如果通过推动城市化，把近9亿农村人口的消费水平提高到目前城市人口的水平，中国的消费规模将会增加2.5倍，可保9%以上的增长率继续二十年，当前的生产过剩压力自然会消除，住宅将变得严重供应不足，房地产与银行间的不良债务循环也可被消除。
　　【主持者言】领导人早就指出过，就当前而言，中国最大的内需、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动力，就在于新型城镇化。这一判断是完全正确的。王建先生在上文中甚至估算，若全面实现城市化，中国可保9%以上的增长率继续二十年，这比林毅失先生的说法还多了1个百分点，林先生先前还只是说可保8%左右的增长率二十年。不同的是，林先生给出的办法依然是个老办法，即加大投资力度，而王先生开出的&l药方则是全面城市化。城市化当然也是需要投资的，但更重要的还是在于改革现在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社保制度。非如此，则不要说让8亿农民进城变为市民，就连目前已进城的2亿多农民工也只能成为在城市和乡村之间飞来飞去的候鸟;，更遑论王先生所说的;把9亿农村人口的消费水平提高到目前城市人口的水平了。因此，实施上述三大改革不仅是事关能否缩小城乡差距、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的问题，同时也是能否让中国经济可持续地保持中高速增长的问题。政府既然意识到新型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内需、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就应该排除一切障碍努力为此创造条件，这其中也包括了排除意识形态的障碍。比如把土地产权落实到农户头上，被有些人斥之为私有化，好吧，就算这是;私有化，难道恪守这样的意识形态禁忌要比全面实行新型城镇化，从而让中国获得经济持续增长、社会持续发展的最大动力还来得重要吗？此种因噎废食的思维方式，有人曾经在理论上把它演绎到极致，那就是臭名昭著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