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综合报道，中国正在致力于推动经济由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以高房价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泡沫对消费的抑制作用却日渐明显。在北京、上海等房价高高在上的一线大都市，这种趋势已经显现。2016年，北京、上海这两座城市的房价同比上扬20%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分别为6.5%和8.0% ，降至多年来的低点。北京服务业企业2016年的利润同比下降11.3%，其中，文化、体育和娱乐产业的利润降幅更是达到24.4 %。同一年，上海服务业合计利润同比增长1.4%，但上述消费者敏感型行业的利润却惊人地下降57% 。2016年，全国零售消费总额谁待了10.4%的增速，2017年的前两个月涨幅只有9.5%。《上海证券报》的调查显示，1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佑计为9.75%。这意味着，国内消费增长开始稳步放缓至个位数。在中国的大城市，消费增幅放缓与居民购房及房价上涨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瑞银汪涛等人发布的报告称，如今在北京、上海、深圳与广州买一套房，估计通常要花掉一个家庭年收入的约17倍。而在多数发达经济体，这个倍数为4—6倍。中国居民的薪资涨幅根本赶不上房价涨势,2016年，北京平均房价跃升至32. 6% ，当地人均收入可支配收入为52530元，同比增加8.4% 0 2016年，上海住宅物业市场在政府千预下需求仍然强劲，成交均价同比上涨19.0%，土地平均楼板价同比上涨87%至历史新高；而2016年上海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4305元，同比增长8.9%。在同为一线城市约深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从2011年开始不断下滑，2011年至2016年分别为17.3% 、16.5% 、12.3%、9.3% 、2.0%、8.1%；而同期深划住宅均价涨幅分别为11% 、-9.7%、23.3%、2.6%、40%、35.2%。消费与房价变化表现出明显的负相关性。在国内一二线城市，对于许多中青年家庭

来说，如果不借上一大笔债，基本上别想买房。分析本世纪以来北京、上海的消费增长可以发现，在2001年至2015年的16年中，京沪两市多达15年的消费增长落后于全国水平，且自2004年以来就一直持续落后，在2000—2008时期平均落后全国1.5个百分点，2009-2015时期平均落后全国2.7个百分点，呈现差距扩大趋势。而这段时期也正是一线城市房价脱离全国平均水平加速上涨的时期，如果剔除人口流入因素，京沪消费增长落后于全国的程度将更大。虽然一线城市在中国只是少数，但从全国来看，也呈现出收入增速低于房价增速的特点。据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的统计，2016年1至11月份，全国商品房成交均价7546元/平方米，同比增长10.6% ，房价涨幅创近7年最高。按照这种趋势，房价与收入增幅的差距在不断拉大。房地产和高房价已经成为牵动中国普通民众、投资者和决策高层的持续热点话题。在宏观上来看，以房价为代表的资产价格上涨，不仅在中国制造出了一个极其庞大和普遍的资产泡沫，而且对中国普通居民的消费产生了比较明显的抑制作用。虽然中国居民的住房拥有率已经不低（据称已高于70%），但由于中国广泛存在的人户分离，以及家庭的世代分菜（新的家庭不断出现），静态的住房拥有率不能完全代表新增的跨地域购房需求。这种情况下，高房价对于消费的抑制作用将会长期存在。值得注意的是，高房价资产泡沫带来的资产收益并未很好地转化成国内消费，相当一部分流到了国外。国际金融协会（IIF）在2017年2月发表的报告估计，2016年中国资本净流出7250亿美元，达到历史高点，如果外资将获利汇出，中国的资本流出规模将进一卡扩大。IIF报告估计，2017年资本净流出规模料为5600亿美元，如果将错计及漏计的中国居民汇出资本包含在内，中国的资本外流规模可能高达1万亿美元。虽然没有权威的统计数据，但观察中国的外储下降和资本外流，可以肯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外流资本来自中国的资产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中国社会正在从投资驱动的经济向消费驱动经济转型，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以高房价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泡沫，将会抑制国内的消费增长，由此产生的居民债务压力将对个人消费形成不小的挤压作用。

【主持者言】以高房地产价格为代表的资产价格上涨，已经成为国内经济面临的一个棘手难题。我们需要意识到的是，一二线城市的高房价不止劝于买不起房的年轻人是一个问题，对于整个社会来说都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一二线城市的高房价现在已经很明显的对于居民的其它消费造成了挤压，其中的道理很好理解，由于总体薪酬的增幅远远追赶不上房价的增幅，居民用大部分储蓄和未来的收入都用于购房、还按揭，用于其它方面的消费必然减少，这个问题在我国社会正在试图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的时候尤为突出；二是高企的房价很可能会推动一部分房主在将房产变现后把资金转移到国外，近年来，随着国内一线城市房价远高于美国等地，引起资本外流到海外购买房地产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第三是高企的房价也抬高了企业经营和创新的成本。中国政法大学杨帆教授日前分析，国内10年来地价上升10倍产生的财富，除企业正当利润之外，要么成为了地方政府的财源，要么被权力部门图积，要么就被投机资本炒作，抬高投资成本，透支投资者未来利润。近年来，有许多高科技园区、开发区都没有搞起来，地价上升过快是主要原因，现在的开发环境与30年前不同，不是资本不足而是货币过多，且形成利益桩条，远非地方政府所能控制，知一个区域还没发展起来，地价就被炒高，就只能进一步发展高投机产业，妙高泡沫，最后消亡或衰落。香港的高利润、高工资、高地价，最终导致了这个城市的产业空心化，在这方面，中国必须要借鉴香港的前车之鉴。中国40年的高速增长，企业利润和政府税收的相当一部分，就是依靠低地价吸引资本流入，地价逐步上升，投资者不仅获得本企业生产利润，还可卖掉地皮获得增值收益。这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两种收益，前者是实体投资，后者为金融投资，后者是前者的副产品。现在的问题是，金融投资脱离了实体投资，独立为专业化的“炒地皮”，就会带来很多问题。所以，中央政府现在出手抑制房价，其目的绝非是为了让买不起房的年轻人能买得起房那么简单，而是出于对整个经济体健康的维护和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