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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挑战了“历史的终结”

中企天津报道 www.zqtjnews.com.cn 时间:2015-11-17 10:16:00点击:

按:“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答来中国了,本周三(2015年11月4日)下午三点,答先生将在清华大学蒙民伟音乐厅有一场公开演讲。在去年底接受《时尚先生问》特约作者加藤嘉一的专访时,答说,中国构成了对“历史的终结”这个观念最重要的挑战,“如果中国成功化解了各种压力,并且在下一阶段继续保持强大和稳定的状态,那么,我认为中国确实成为了自由民主制以外一个真正的替代性选择。”


 问:在您最新出版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产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一书中,您提道:“政治制度从出现到发展,再到最终衰败——我们有必要把目光聚焦在这一进程上。”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院的最近一期演讲中,您也提道:“我不觉得美国文明或是私营产业已经衰落。真正的问题出在美国政府的职能上。”您或许是想说,美国的政治体制当下正面临着潜在的危机,这一危机会将美国政治引向衰败。我的问题是,美国的政治体制如何能从制度上避免这种衰败,重获新生,甚至是继续发展呢?在这个进程中,政府应该怎样努力?您一直强调“观念的力量”,它在其中又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答:美国的早期历史上不乏危机和衰败的事例。比如说南北战争结束以后,那时美国刚刚迎来工业经济的兴起;再比如说1930年代大萧条之后的那段时期。在这些事例中,危机和衰败最终都获得了妥善的解决:在前一个时期,基层文官发起运动,呼吁文官制度改革,这项运动最终推动了1883年的彭德尔顿法案的诞生;而在大萧条以后,罗斯福新政应运而生。不过,这种危机的重建不是自发的:它既需要有基层的动员,又要在上层具备好的领袖,还要具备催生政治行动的正确观念。目前,我还没有在美国政治中看到过这些基本要素,只不过是在左派和右派的选民中流露出一些愤怒的情绪。现在,美国最具利益集团,而这些利益集团实际上不能代表全体公民的愿望。

 问:说到政府的执政能力和它对公民需求变化的反应能力,您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的这两种能力?美国政治能从中国的经验中获得一些启示吗?

答:如果从结果上来看,中国共产党在很多方面似乎都很胜任。比如说,政府为了发展乡镇企业落实了一系列的政策制度,这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做不到的;再比如说,政府剥夺了军队从事营利的生意。然而,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也存在着腐败问题。我们没法从经验上准确地获知腐败的程度,也无法和其他国家作比较;这也是我一直在努力着手进行研究的主题。

问:对我而言,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高度推崇“强国家、强政府和强领袖”这一模式。如果用您提出的政治制度的三个关键要素——国家、法治和问责民主制作为衡量,您会如何评价这一历史现象?中国政治在未来还会继续“发展”吗?对您而言,它具有可持续性吗?

 答:中国政治中一个始终悬而未解的经典难题是“昏君”的问题。在一个只有强国家而缺乏法治或民主的体制中,一位明君能够迅速地行动,比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更快地落实改革;而一个昏君在这种体制下,就会比在一个有各种监督和平衡机制的体制下造成更大的破坏。

 问:您如何从“历史的终结”的角度,来评价一下苏联解体后中国当下的政治体制?我读过您今年6月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民主依然挺立在“历史的终结”处》,从您的角度,中国如何能够在未来的政治话语中成为一支突起的异军?

答:中国构成了对“历史的终结”这个观念的最重要的挑战。迄今为止,它作为一个威权制的、半资本主义的政体,成功地掌握了经济的现代化,并且可能会成为世界上最富有且最强大的国家。你的问题在于,长远来看这种体制是否可持续。有很多理由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当它在面对巨大的社会压力时——这些社会压力的出现是现代化的产物——就会遇到大量挑战。不过如果中国成功化解了这些压力,并且在下一阶段继续保持强大和稳定的状态,那么我认为中国确实成为了自由民主制以外一个真正的替代性选择。

  问:所谓“中国模式”似乎有一种传播开来的趋势,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我们会发现,一些国家感觉这种模式对它们的经济发展甚至是国家构建“具有吸引力”。中国共产党肯定意识到了这一点,它在有意图地向这些国家或区域给这种模式“打广告”,旨在扩大中国的影响力范围。我想这一举措的结果如何,很大程度上还要看西方自由民主具备怎样的修复能力。您怎么看待这件事?

 答:很多人想要复制中国的威权主义,但是他们无法复制中国模式中其他决定性的因素,比如说精英制,一个高度纪律化的政党层级,对教育的尊重,还有之前所说的,统治者中普遍具备一种意识,那就是为公共利益而行动的责任感。所有亚洲威权政制的统治者或多或少都具备这种特质,他们关心更广泛的社会发展,而这些特质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比如中东或非洲的统治者身上是缺失的。

问:在您的新书中,您对于中国法治的未来发展尤为关注。您提道:“在中国,确立一种能够限制政治权威的法治,这项工作仍在进行中。”就在您的新书出版以后,今年10月份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四中全会仍然强调“党的领导”,这包括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答:中国近些年一直在推行“基于法治的决策制定”,这意味着基层政府越来越多地受到法律约束。四中全会不过是继续这一传统罢了。但是真正的法治需要将法律和政治体制中最具权势的行动者结为一体,法治在这个意义上是指——统治从属于法律。

 问:您一直在研究迅速壮大的中产阶级的行为举止,想从中探索它们如何对中国的政治做出改变。我也同意您在最近这本书中的观点:“中国法治和民主的未来将取决于:这个新的社会群体能否打破传统的力量均衡,这种力量一直存在于中国过去的国家种社会中。”我个人的观察是,亿万中国中产阶级对政治的发展不太热心,他们一辈子可能都只有社会层面的需求,比如教育、住宅、卫生保健等一些现在的政治体制可以提供的东西。此外,中产阶级似乎也不认为问责制民主会比中国共产党“复杂的官僚制”运行得更好,“没有一个更有效的替代选择了”。我认为这些都反映出当今一些中国人的民族主义。

 答:我认为,只要这个国家的经济保持增长,中产阶级就会乐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还是相当困难的,而且你必须要去追问,面对经济不景气甚至是经济衰退、收入降低或就业率下降之时,中产阶级又会作何感想呢?

 问:我发现近些年来,尤其是在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冒出了许多对于国家一资本主义的“褒奖”,这不是因为国家资本主义自身有多好,而是自由民主制在问题的解决上已经走向了衰落。从这个意义上,民主的未来可能取决于自由民主如何改进自身,特别是改进问题解决的能力,否则国家资本主义将会抬头,成为某种“负责任的”体制,其结果就是,自由民主相应地走向衰落。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呢?

答:对,我认为不同的体制可见的成功或失败对于其他国家在观念和体制类型上的选择有若很大的影响。现在的危险在于,一些威权体制看上去运转良好,与此同时,诸如欧盟、美国等民主国家则深陷低增长或失业状态。所以说对这些国家的精英而言,尤其要对政治改革的问题多加留意,它会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

 问:如果可以,此时此刻您想对中国领导人提怎样的建议呢?

 答:在内政问题上,我建议他集中力量,开创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在国际层面上,他应该与其他的区域性力量加强合作,消除那些在各种议题上企图分裂这种合作的煽动性言辞。


来源:中企天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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