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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产业升级的误区与正途

中企天津报道 www.zqtjnews.com.cn 时间:2016-03-23 09:09:21点击:

在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重大转折或调整的关头,能不能对产业升级的重要性形成共识,关系到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向和途径的选择。但是迄今为止,对于产业升级的内容和途径存在许多模糊的认识,甚至缺乏认真的讨论。为澄清讨论或理解上的一些问题,以下提出三个命题。

第一,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的产业升级必须是“基础广泛”的升级,既包括发展高新技术工业,也包括现有工业向更高技术水平、更高生产率和更高附加值的产业活动转移,而后者对于中国尤其重要。

许多人认为,产业升级就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或以新的产业代替旧的产业。在中国经济遇到产能过剩的问题时,这种想法尤为流行,甚至笼统地按产业部门划分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和“旧动能”。澄清这个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是一个事实: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包括发达国家的经济体,“传统”产业活动都构成经济活动的主要部分。按照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未来10-20年间将有包括2亿农村劳动力的8亿农村人口转变成为城镇人口。面临如此巨大的就业结构变化,无论是满足随之而来的消费需求还是就业需求,都远远不是少数高新技术工业能够背负的。

产业升级的实质含义是产业向较高生产率和较高附加值的经济活动转移,而技术进步是实现这种转移的基本动力。就工业发展而言,技术进步对于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作用有两个主要形式:其一,技术创新会不时创造出全新的工业。由于新工业在成熟之前往往会经历较高的增长率,所以它们可以抵消成熟工业逐渐衰落的增长率,成为一个国家保持经济增长的动力。

其二,技术进步的另一个主要形式是新技术向成熟工业部门的扩散。成熟工业或传统工业可以因为技术进步而具有增长潜力,而且因为它们占经济活动的比重更大而具有重要意义。发展高新技术工业确实重要,但这种意义更主要地体现在它们的发展可以为其他工业部门提供新技术的来源。因此,从经济发展和劳动就业、从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从保持国际竞争力等各种角度讲,中国的产业升级都应该是基础广泛的升级。

第二,产业升级具有“内生性”,造成产业结构性变化的主要力量产生于产业发展过程本身,即来自企业的创新活动。

把产业升级等同于以高新技术工业和服务业代替传统工业的想法,会导致以行政手段进行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做法。另一个极端的政策思维是认为自由市场机制可以自动导致产业升级。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立场恰恰又是主张以自上而下的方法强行推动“市场出清”。

产业升级之所以不可能自上而下地“操作”出来,是因为产业升级具有“内生”的性质,即产业升级的主要力量(如技术和组织的变化、能力的成长等)产生于现有企业的创新活动。

仅从技术进步而言,在发达国家的工业史上,许多重要的技术特别是那些导致新工业诞生的技术,是由在位企业发明或创造的。新工业的兴起会引发大量的新进入者,但这些“新进入者”又往往是其他工业领域的在位者。

的确存在着大企业创造的新技术不能得到利用的情况,于是一些小的、新的企业会应运而生,成为利用新技术或将其产业化的生力军。但从工业层次上看.这种情况也仍然包含了在位企业的贡献,因为这样的新创企业大多是从在位企业分离出去的。因此,在位企业是创造新知识和新技术的主要源泉。

在位企业之所以在创造新技术和新知识方面扮演更重要角色,是因为在产业活动的背后是一个知识和经验的体系。即使是新企业也只能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基础上被创建出来,否则就没有能够在市场上竞争的能力。因此,产业升级的实质是一个经济体的知识和能力体系的升级。

第三,产业升级的实质是工业知识和经验体系的扩张和更新,从而决定产业升级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因此,有关产业升级的政策(包括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应该采取促进、引导和激励的方式,避免采取“休克疗法”的方式。

工业的知识和经验体系是以累积的方式变动——新的技术和能力产生于已有的基础,然后才能逐步代替旧的技术和能力,所以产业升级的过程是演进的而非革命的。因此,对待产业升级的政策思维不应该存在对“一招鲜”的幻想,否则就会采取事实上的“休克疗法”,而这种政策只能摧毁中国工业的知识和经验体系。

当中国经济在世纪之交前后进入一个罕见的高速增长期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感受到中国工业的一个结构性特征:低端部门和高端部门的同时存在。在其背后是中国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结构特征:在人均收入水平和劳动成本较低的同时,劳动者、企业家和技术人员具有较高的素质和技能。

较高的技能水平指一个经济体的生产技能高于人均收入水平通常所预期的水平,可以表现在出口产品的结构上,也可以表现在为低端(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和高端(资本密集型)工业部门并存的产业形态上。没有这种结构特征,中国经济就不会在全球化过程中迅速发展起来。

那么,形成这种特征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农业人口比重较高只能解释人均收入水平较低,而技能水平较高则是因为中国在1950年代的工业化和随后的自力更生年代建立起一个相当的工业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完全会是另一个样子。

高增长阶段也暴露出中国经济的许多问题:一些工业部门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一些外向型的加工组装工业不仅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而且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遭遇外部需求下降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冲击;工业生产大量依赖进口的关键零部件或元器件,如半导体集成电路、机床的数控系统等;还有一些工业被外资主导,以及环境污染等。但这些问题同时也是中国产业升级需要克服的瓶颈,恰恰指出了产业升级的方向。

中国工业能不能通过提高知识含量来提高生产率和附加值,决定着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前景。对于一个工业知识和经验体系的扩张和更新过程,政府的政策重点应该是促进、引导和激励企业的创新,而其他的政策应该服务于或补充于这个重点。(文/路风 王晨)


来源:“财经十一人”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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